非做不可！金融机构吹响“绿色”集结号 或涉139万亿巨额投资！如何操作？

“银行做绿色金融最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全靠自觉，现在是必须做、不得不做。”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说。

随着“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中国经济开启全面向低碳转型之路，金融机构的绿色转型规划也被提上日程。这意味着，银行投融资业务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也必须逐渐归零。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不少银行已经给出相应的碳中和达成时间表，转型节奏基本与“30·60”目标接近或略有提前。

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实际上，一些高碳行业发达地区的银行机构早已开启信贷资产转型，并主动参与客户转型进程。但必须承认的是，国内大部分银行从业人士对绿色金融的理解仍停留在概念层面，金融机构的数据获取、信息披露等外部条件尚需进一步改善。

时间表日渐清晰

2020年9月，中国首次对碳排放作出承诺，要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二氧化碳移除量相等。随着这一“30·60”目标的明确，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金融机构的绿色转型时间表也日渐清晰起来。

今年5月底，浙江湖州制定了首个地方银行业的碳中和转型目标：要在2028年前实现辖区所有银行机构自身运营的“碳达峰”，2058年前实现自身运营及投融资业务的完全“碳中和”。中信集团也在5月10日宣布，要力争于2025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比中国整体目标分别提前5年和10年。

汇丰、花旗、渣打等外资行也纷纷设定明确的时间表，均目标在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的净零碳排放，到2050年实现融资活动的净零碳排放。

从已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来看，银行需要在自身运营和投融资两个层面实现净碳排放归零。这意味着银行不仅需要拓展绿色业务，还需要对全部投融资活动，包括存量资产和业务流程进行重塑。

“如果2030年要实现碳达峰，金融机构届时投到绿色低碳领域的主要的贷款资金肯定要超过非低碳的行业，这样才能够逐步地达到峰值。”中投协咨询委绿创办公室副主任郭海飞告诉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这个时间还是压力其实挺大的。”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11.95万亿，较去年增加约1.17万亿，而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的资金量是百万亿级别。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研究，中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需要资金3.1万亿-3.6万亿；若要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和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投资至少139万亿。

转型进行时

“我们注意到，从去年开始，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便频繁出现在各大中资银行的年报和清单当中。”汇丰中国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指出，中资银行在绿色标准制订和气候风险评估方面也非常积极，各项细节都在努力跟进，“这都表明金融业面对挑战，深知时间紧迫，正在快马加鞭、采取行动”。

有资深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其实，大约在十年前，银行业已经开始意识到，高碳行业并不是经济整体发展的长久之道。“传统钢铁、煤炭、木材等高碳行业本身项目比较大，占资金量大且周转缓慢，污染严重。”该人士透露，“这类高污染行业国家也在限制，银行也逐渐退出。”

银行在实践中感受到的是，产业也在升级换代。比如，风能发电可以取代原来的发电模式，这类企业初期通过政府融资，银行再加大力度慢慢扶持。“传统行业高碳的、大型的项目其实已经比较少了，主要呈现的是碎片化的信贷投放，比如小行业，效益不错，纳税情况又很好的这类企业。”上述从业人士说。

亦有区域性银行高管告诉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过去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信贷项目也较带有计划性、扶持性，“有的也比较具有地方政府色彩，比如支持地方经济、支柱产业等，但现在随着产业的多元化，项目投放的策略也在改变”。

“但近年来，随着金融机构开始重视绿色脱碳转型，商业银行在筛选项目时一般会加入‘环境风险因素’。”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与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谈及这些环境风险因素时举例道，例如项目污染情况、资源消耗与利用率、是否存在环保问题、是否存在危害附近居民健康等。

伴随产业逐步升级的步调，银行们也逐步建立起各自的评估方法。记者从花旗中国有关部门了解到，花旗集团通过气候风险热力图的方法，初步评估了受气候风险影响较大的行业，和相应的信贷敞口。具体来说，就是将所有的行业和子行业进行了排列，把气候风险拆分为转型风险(由于气候相关政策、技术及市场导致的行业转型)和物理风险(极端气候事件)。

“借助这种方法，我们得以快速地审视我行所有的资产，以便尽快确认气候风险最高的那些行业，随后进一步评估、管理、降低此类风险。”花旗中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如此一来，可缩短影响ESG表现的项目的融资期限、减少对这些项目的信贷敞口等。

一位外资行高管也向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指出，得益于绿色融资成本的优惠，企业方面已经越来越看重ESG等维度的评价。“无论是股权市场还是债券市场，投资人对绿色资产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降低了相关融资成本，这带来的成本优势也吸引到越来越多客户选择绿色融资工具。”他表示。

有意思的是，有银行人士向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提到，近两年，普惠金融、引导扶持中小企业的带动下，无形中也催生了许多绿色项目的发展。“比如智慧电子之类的、智慧物业、电商等等，这些减少人工的浪费和不必要的流通环节。”其进一步表示，如此与民生和降低碳排放有关的项目，银行也完全能“够得着，扶得上”。

面临的头痛点

记者了解到，相比于以往的信贷项目，绿色项目投资回报期更长，金融机构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平衡短期收益仍是一大难题。同时，当前相关项目的环境气候风险量化难度较大，以及不少绿色项目企业缺乏必要抵押品、商业银行绿色项目风险识别能力有待提升等，均是绿色信贷风险防控的难点与痛点。

某华北地区银行人士告诉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如何处理银行资产端的存量与增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一些高碳经济占比较大的地区，可能地方银行的高碳行业信贷资产存量较大，资产质量其实也不差，但如果全部立马投到低碳资产去，又达不到原来的回报率，所以就需要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一起来推动。”该人士指出。

“过去由于银行业竞争激烈、业绩指标考核，企业鲜有充分披露项目对环境影响指标、环境影响相对难量化等，商业银行在筛选项目时更多考虑的是项目的收益与风险，对于项目环境影响方面考虑并不多。”周茂华表示。

银行投入绿色项目往往需要高于现有的贷款项目，这也让银行有所却步。“很多银行确实不愿意去大力做，企业也不愿意，因为不单单是多了工作程序，在实际的项目建设过程中，成本肯定是比非绿色的高，短期利润可能还比较低。”郭海飞向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直言，“绿色项目收益回报期较长，前期审批又需要有第三方机构进入来帮助核实这个项目是‘绿色’的、阶段价格效益之类，这都需要时间、金钱和人力。”

周茂华也告诉记者，短期看，由于传统碳经济相关资产扩张受限，部分绿色项目成本相对高，银行绿色项目增加可能对银行盈利构成一定影响，这需要一个过程来逐步实现。

此外，“30·60”目标提出时间尚短，一些行业仍待具体的绿色标准出台，各类标准之间的对接也亟待完善。例如，行业标准如何与金融体系内的绿色金融标准结合起来，为金融机构提供可执行的参照。

“目前要实现这一点还存在缺乏外部数据的问题。”郭海飞告诉记者，金融机构在对项目进行具体评估时，常常较难取得关于碳排放的定量数据，“就像绿色建筑，这栋建筑一年消耗了多少水电、行业平均水平是多少、减排目标是达到多少。如果这些数据能给到金融机构，其实金融机构是很信服、很愿意来做的，但现在对绿色建筑的评价标准很复杂，对于关注数据的金融机构来说并不友好。”

有华东地区大行人士也向记者表示，直观上，现在优质的低碳项目还是少，当下低碳行业资产质量较好、回报收益率高的项目看起来不多， “特别是具体到绿色项目，这类的目标特征也不是很清晰和明显，大家也是在探索，就看下一步市场的挖掘程度了。”其坦言，低碳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挖掘。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可否认的是，“30·60”目标的提出，给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带来了较大挑战。“很可能短时间成本会上去，所以转型的压力是巨大的。”浦发银行行长潘卫东日前在股东大会上指出，不单是从银行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也都要理解绿色金融，这才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而这个过程需要专业的能力和专业的判断”。

“这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是要把绿色金融的产品体系，特别是要将创新能力培育起来。”潘卫东彼时强调。

“一些绿色项目有的银行能做，有的银行不一定能做，机构之间的创新和产品设计能力差异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例如，针对绿色农业的欠收问题，有的银行就会利用农业保险或者期货市场进行一定风险对冲。”

但他也认为，银行能涉足的绿色项目范围，最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家政策的覆盖面。如果一个行业没有具体的政策标准，金融机构就很难在这里找到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例如建筑减碳，国家没有强制性要求一栋楼碳排放要在多少以内，否则就不能开发，这个责任没压下去，行业就没有需求出来”。

归根结底，金融机构不是公益机构，需要做风险收益的平衡。鲁政委指出，银行脱碳过程中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可行的商业模式才能做文章”。

“绿色信贷也是信贷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现有的信贷项目的风控机制和成本收益原则等大的方向不会有变化。”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经济研究员丁孟也向记者表示，但相比其他信贷，绿色信贷更加注重对于项目是否是真正的绿色环保项目的考量和后续跟踪。

他建议，一方面，银行可以基于人民银行发布的和国际上通行的绿色项目标准进行认定；另一方面，在一些细分的专业领域，可以借助专业评估和认证机构的专业知识，帮助银行进行绿色项目的认证和筛选。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中国记者了解到，一些走得快的银行已经在这些方面有所实践。例如，花旗集团在交易及信贷审批环节制定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ESRM”)政策。ESRM部门由特定的专家组成，会对相关的每笔交易进行审查、分类，然后与客户经理和客户合作，并适当的管理和减轻相关风险。

当谈及商业银行如何把控绿色项目潜在风险时，周茂华表示，首先，需要强化绿色项目审计与信息披露；其次，可借鉴国际经验或创新环境气候风险评估模型，对项目相关风险进行量化，提升绿色信贷环境风险可识别度；同时，商业银行可在绿色项目信贷前、中、后风险评估模型中引入环境风险量化分析，提升绿色项目风控效率。

“随着国内绿色项目的规模效应显现、绿色技术升级，企业盈利改善，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盈利水平。长期看，金融机构脱碳绿色转型还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稳健性与抗风险能力。”周茂华表示，与此同时，双碳目标背景下，预计地方政府等部门也将给予一定财税货币政策支持，有助于减轻金融机构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经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