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工作论文,《A股相对H股和ADR价差分析:兼论汇率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政策效果》。论文通过对比 A 股、H 股及 ADR 之间个股溢价率,发现 H 股和 ADR 之间价差极低,显示香港和美国市场高度融合,而 A 股相对于 H 股和 ADR 存在显著溢价,说明内地与境外市场存在分割。市场分割通过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多类因素影响了投资者的估值,进而影响了 AH 和 A-ADR 溢价。这些因素包括宏观层面的预期汇率变动和市场开放程度,中观层面的市场情绪,以及微观层面的股息率、流动性不足、投机动机、信息不对称等,其中,微观因素的重要性大于中观和宏观因素的重要性。值得关注的还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个股股息率在所有溢价分析结果中基本都是决定性因素,主要原因是国际投资者最重视的基本面因素。二是市场情绪在解释 AH 溢价率中的重要程度强于 A-ADR 溢价率,可能反映了 A、H 股之间的跨市场羊群效应等非理性行为强于 A 股、美股之间。三是境外投资者对内地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较为敏感,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接受程度增强。
论文指出,从价差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看,中国股市仍不成熟。A 股区别于一般经济体股票对应的 ADR 高溢价主要与资本市场开放、A 股投资者的投机动机、A 股股票缺乏流动性有关。从 116 对 A-H 股票对的分析结果看,金融开放和市场情绪也是 AH 溢价的重要影响因素,反映了中国股市在金融开放程度、投资者理性程度等方面的不足。
实证的结果可以用来检验汇率制度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的政策效果。“811”汇改以来,在岸汇率的预期变化对 A-ADR 溢价率的影响大幅增强,发挥了资本市场价格基础的作用,而美元指数的影响有所弱化,印证了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显著成效;同时,预期(在岸)汇率变动在影响因素中的优先度降低,反映了境外投资者对我国汇率的市场化波动接受度有所增强。此外,个股数据同样验证了张雪春等(2020)的结论,即沪深港通后 AH 溢价的跳升是由汇率等因素导致,而沪深港通增强了 A 股的价格发现能力。
实证结果同时说明,以下举措有利于提升 A 股价格发现功能,缩小 A 股相对与 ADR 和 H 股的溢价率:一是提升人民币汇率灵活程度和稳定的汇率预期,二是融资融券等加强 A 股市场规则向国际规则靠拢的措施,三是提升 A 股市场与国际市场资金联通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四是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弱化 A 股投资者的投机动机,五是合理设定境内外股息率,提升中资企业 A 股和 ADR 的投资价值。
论文称,未来,由于地缘政策环境变化,A 股与 H 股的 ADR 价差很可能呈现不同的特点甚至趋势,越来越多的中概股可能被迫从美国退市并在香港上市,值得学术界关注。尤其是,交叉上市的定价机制或许能产生跨市场的外部性,交叉上市的股票价格会高于在单个市场上市的价格,那么在两个市场上市就是企业的内生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