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初探

近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我国自2014年开始研发数字货币，比大部分国家的开始时间更早一些，且在近两年迅速推进。世界各国对数字货币的研发，大多开始于2017年前后。其驱动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相关科技的发展，使数字货币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增强；第二是移动支付的兴起，使现金使用量逐渐减少；第三是国际趋势的变化，使各国在数字货币领域展开了竞争。国际清算银行于2019年对全球66个国家的央行展开调查，其中80%的央行表示已在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相关研究，约40%的央行从概念论证阶段进入试验论证阶段，有10%的央行已经展开试点项目。

技术革新下的央行数字货币

根据央行数字货币面向的用户类型，国际清算银行将央行数字货币分为两大类：批发市场央行数字货币和零售市场央行数字货币。批发市场央行数字货币面向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普通居民不可持有，针对批发市场进行研发的代表性国家有加拿大与新加坡。零售市场央行数字货币面向零售市场，居民、非金融企业等经济参与者均可以持有，其应用不限定于资金批发市场，不限定于银行等金融机构。

从技术路线来看，批发市场的央行数字货币应用区块链相关技术，将资金批发市场的“数字账户”记账的交易模式转变为“数字现金”模式，从而提高支付的透明度、安全性与整体效率。而零售市场的央行数字货币则存在两种技术选择，一种是“央行数字账户”模式，即允许普通居民在央行开设账户，其账户余额属于央行负债，因此是一种数字化形式的央行货币。另一种则是“数字现金”模式，央行利用加密算法实现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使用者在交易中不需要验证货币持有者身份，只需要像验证钞票真假一样去验证数字货币本身的真假。

在上述方案中，“数字现金”模式仍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需要技术研发与相关试验，以确保其可行性。而“央行数字账户”模式在技术上与目前商业银行的账户运行体系相似，其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之所以这种模式仍需要大量的研发工作，是因为零售市场的央行数字货币具有较大的潜在经济影响，为普通居民创造了直接使用中央银行资金的机会，提供了一种具有类似现金的法币地位的数字化结算工具，这将对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各国央行均审慎地权衡其收益与成本，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瑞典央行认为零售市场的央行数字货币风险可控，优势显著，因此持续推进零售市场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进程；而丹麦央行认为零售市场的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风险大于收益，因此公开表示暂不发行央行数字货币。

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是针对零售市场的“数字现金”模式。这种模式的央行数字货币既有技术革新，又有其他国家所提及的潜在经济影响，因此值得在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层面做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央行数字货币的潜在经济收益

在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探讨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是，现有的移动支付体系已经较为发达，央行数字货币的边际贡献将体现在哪些方面，央行是否有必要进入移动支付市场。综合我国央行与其他央行的前期研究，以下潜在经济收益值得关注。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有助于维护货币主权和法币地位。在零售市场，现金是唯一的法定货币，但成本高、不便捷，需求量逐渐下降。央行发行数字化的法定货币，有助于应对数字化的社会变迁。

第二，央行提供移动支付的服务，有助于增强支付市场的竞争性。支付市场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在用户的自然选择下容易形成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央行数字货币的介入，意在提供另一种移动支付手段，限制私营支付平台形成过强的市场力量。特别是，央行与私营平台的巨大区别在于央行不会单纯考虑商业利益，能够更加关注社会效应。央行作为政府相关机构直接参与支付市场的竞争，若要实现对社会福利的提升，则需要确保公平协调支付市场的牌照管理，按照用户需求保持创新，共同维护当前支付生态的便利，避免如厄瓜多尔央行在2014—2018年对移动支付市场的行政式垄断行为。

第三，央行数字货币有助于保持支付工具的普惠性与稳健性。现有的移动支付工具依赖于移动网络信号的覆盖，在自然灾害时段或偏远贫困地区难以使用。我国与瑞典央行均提到央行数字货币“离线支付”功能的设计，目的是在无网络、无信号的情况下提供支付服务，拓展移动支付的边界。不过，瑞典央行曾指出“离线支付”需要慎重设计监管框架，通过限定离线情况下的交易次数、交易金额来控制付款人与收款人各自承担的风险。

央行数字货币的金融影响

除了以上潜在优势，央行数字货币还可能给金融体系与宏观金融带来其他影响，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金融脱媒”效应和“跨国溢出效应”。英国央行、欧央行、挪威央行等机构学者均曾就此进行过讨论，并商议可能的应对策略。

央行数字货币可能诱发的金融脱媒分为两类。第一类叫作周期性金融脱媒，是指金融风险较高时居民可能将手中的存款大量转换为央行数字货币。在金融危机时，大量银行客户会去银行提取现金，这被称为“银行挤兑”。在现金为主的时代，“银行挤兑”是通过在银行门口排队、取号、依次提现而完成的。当央行数字货币替代现金之后，“银行挤兑”可以通过简单的手机操作而完成，更加迅速、便捷，因此也可能导致更大的冲击。第二类叫作结构性金融脱媒，是指在经济常态下居民将活期存款或其他支付账户余额大量转换为央行数字货币并持有。这将缩减金融中介部门的资金来源，增加央行对居民部门的负债，进而影响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供给，同时增加商业银行对央行资金的依赖。为了降低央行数字货币可能诱发的进入风险，各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包括限制央行数字货币账户的转入转出金额，设置央行数字货币的持有量上限，对超额持有的央行数字货币设定负利率，等等。但目前为止，尚无一种方案获得普遍认同。

此外，央行数字货币还存在“跨国溢出效应”，是指某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可能通过跨境资本流动而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以丹麦为例，其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汇率制度为固定汇率。一旦丹麦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其法币属性与汇率稳定的属性可能吸引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再加上数字货币便于交易的数字化属性，丹麦的资本流动将因此加剧。这正是丹麦央行对发行数字货币的主要顾虑之一。

面对央行数字货币可能产生的经济和金融影响，不少国家较早展开了相关的经济研究。以英国为例，尽管其央行至今没有明确的发行计划，但早在2015年即公开号召学界分析其宏观影响，并强调央行数字货币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将影响金融体系的基础结构。各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方案不尽相同，我国难以直接借鉴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将如何影响金融体系，其经济收益与经济成本应如何度量？结合我国国情与我国的设计方案来分析上述问题，不仅具有理论层面的重要性，还具有现实层面的紧迫性。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的全球金融风险溢出及其管理研究”（720731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纪洋 边文龙 王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韩国成均馆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