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国家已经认识到人口问题的紧迫性 政策要下大力气

梁建章，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会主席，但近些年，他更喜欢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人口学者。

2007年，梁建章卸任携程网CEO，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的人口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显著；二是对于中等以上发达国家来说，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内年轻人口的比例密切相关，老龄化将严重影响创新创业的能力。

随后，梁建章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指导下做经济与人口政策研究工作，形成了自己在人口创新、政策改革方面的思想、观点。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梁建章近日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就中国的人口形势分享了他的看法和建议。

人口增速将持续放缓

《财经国家周刊》：你是一位企业家，为什么现在执着于人口经济学这种宏观问题，做这些研究是不是从企业经营需要出发？

梁建章：真没有从企业角度考虑，旅游行业是唯一不太受老龄化影响的行业，没有很大的正面影响，也没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老年人除非年龄已经很大或者身体不好不怎么旅游，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身体好的话到八十岁都是旅游需求很旺盛的阶段。旅游是一个老少通吃的行业，老龄化对我们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图/IC photo

关注人口问题是因为我认为它是当今最重要的发展问题，过去一大发展优势就是人口众多，而未来的一个主要挑战也是新生的孩子越来越少。

人口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最重要的基础性因素，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但由于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所以一些人没有认识到重要性，甚至还把中国人口众多这个优势当作劣势来消减，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是人口萎缩。

我研究人口经济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介绍人口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二是破除广为流传的人口误区，进而推动人口政策的早日转变。

《财经国家周刊》：从你的研究来看，怎么判断我国的人口现状？

梁建章：我认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人口增速持续放缓。

刚刚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等政策措施让长期被抑制的二胎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的出生人口显著多于2015年，促进了出生人口出现回升，“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但也应该看到，从2017年到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连续四年下降。而且由于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妇女数量持续下降。

按照这个趋势预估，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减少30%以上。所以，2020年以及未来几年全国出生人口大概率还会继续下降。

但由于过去在高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总人口的萎缩相对于出生人口的萎缩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虽然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就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国总人口目前依然在缓慢增长，在未来几年才会开始转折。

由2019年1465万的出生人口可以推算，当年中国的生育率为1.46，但2019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都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如果去除掉暂时性的生育堆积，2019年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这个生育率低于欧洲和美国，也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等到超低生育时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在预期寿命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一代人就会减少一半。

人口规模关乎国家经济活力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这种下降趋势不改变，会对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

梁建章：总体来看，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负担不断增加。这将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年轻人具有创新性，对新生事物更容易接受，从而能够创造出科技、文化方面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老龄化社会，随着经济增长下降，各个行业都在萎缩，机会就会相应减少。

比如，如果现在中国整个需求在下降，宾馆是过剩的，没有人会造新的宾馆，那么新的宾馆的技术就没有试验田，就会使得经济固化；另外一个因素，老龄化程度加深后，延迟退休会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停留在劳动力市场，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老年人，那么社会可能变得更加保守，创新创业也可能受到影响。

此外，人口少了，规模效应的优势也发挥不充分，现在规模效应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在现代经济中，人口越多，工业和服务业就越容易发展，生产效率越高，人均产值就会越高。人口密度越大，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而且人口越多竞争也会越激烈，从而反过来也会促进技术的进步。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快速来临，养老产业、康养产业发展很快，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否解决老龄化问题？

梁建章：这些产业发展起不到从根上解决养老负担的作用，扶养老人大多是给他们造养老院、造医院等，这些还是年轻人提供给老年人的服务。根本上看，年轻人少了，单个年轻人扶养老人的负担会加重，只是社会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老年人的消费会变成社会的主要需求。不管是人口问题还是养老问题都很难通过产业来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是要提高生育率，人是最根本的基础性。

▲图 / 新华社发

不愿生，问题不在生育

《财经国家周刊》：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梁建章：生育率下降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共同的规律，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后，人们生活的方式发生变化，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度提高，生育意愿就会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副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到00年代，中国生育率下降一胎化起到很大的作用，而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主要是生育观念、生育成本尤其是房价和教育两个因素导致中国生育成本上升，所以生育率快速下滑、甚至到全球低水平也是可以理解的。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还有没有办法改变出生人口快速下滑的趋势？

梁建章：还是能够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去解决的。

比如北欧国家，他们也很富裕，也曾经经历过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但是社会福利上去以后，生育率还是提高了，因为大多数人的本性还是喜欢孩子的，如果社会福利能够做到生育孩子没有较高成本、抚养小孩没有很大压力，人们还是愿意生小孩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富裕就一定生育率下降，但是需要一个社会政策的改变把生育率拉回来，北欧国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哪些措施才能够起到真正鼓励生育的作用？

梁建章：目前情况下，政策还是需要尽快转向，要给有小孩的家庭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创造一个生育友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比如道路上方便婴儿车，公共场合洗手间要方便带小孩或者哺乳期的妈妈，让你觉得带小孩出去非常方便，这些都是很细致的问题。另外，财政上要大力倾斜，为生三个四个孩子的家庭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包括直接给现金奖励。

▲2019年3月21日，广东广州，太古汇的环保洗手间因极具设计感被誉为“最酷洗手间”。一间间具有亲和力的母婴室。图/IC photo

《财经国家周刊》：这些举措需要大量投入，中国能不能负担这方面的投入？

梁建章：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资源去鼓励生育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和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曾经一度到50%，现在也有百分之四十多，比很多国家要高几十个百分点，我认为至少可以拿出GDP的2%至5%投资于鼓励生育领域。

鼓励生育就是投资在人身上，我们现在的投资大都是建房子、建基础设施、建各种各样的园区等，这些方面其实已经差不多快饱和了，现在就是需要拿出一小部分的投资，去投资后代。中国其实是投资最高效的国家之一，有余力去投入。

鼓励生育并不是强迫人生孩子

《财经国家周刊》：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高房价、工作压力、教育成本等等一系列压力之下，一些人不说孩子，结婚都不愿意了，这种情况下，你认为全面鼓励生育，低生育率的现状和趋势会改变吗？

梁建章：鼓励生育并没有强迫任何人生孩子，而是让所有家庭拥有自主生育的权利，每个家庭生多少个孩子，何时生孩子，都由这个家庭自主决定。一些人有不婚不育的权利，另一些人也有结婚生育的权利，包括多生多育的权利。而且只有既包容不生和一孩的家庭，又包容三孩和四孩的家庭，才可能让平均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超过两个小孩，才能实现人口达到更替水平，即人口总量不减少。

这个其实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美国，欧洲也有相当多的人不结婚、不生孩子，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生三个和更多的，中国现在还在享受人口红利，财力还是有的，但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也作出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导，“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我认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需要包容三孩四孩家庭以及包容非婚生育孩子和单亲家庭。此外，这份文件还提出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些措施都有利于鼓励生育。我认为国家战略层面已经认识到提高出生率的紧迫性，下一步需要从政策上下大力气解决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