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四季度经济学人问卷调查：要素市场改革、扩大开放中国经济寻找“双重韧性”

2021年的宏观政策组合将面临更多挑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在稳增长和非常规政策的退出中不断寻找平衡。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与扩大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将更为急迫，但也更加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经济正在寻找国内、国际的双重韧性。

本次调查显示：2020年四季度GDP增速在6-7%这一区间，2021年GDP增速将达到8-9%，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重新回到高速增长轨道，这是受到2020年的低基数影响，出现的补偿性增长，中国经济仍处于中速增长平台。

经济学人调查由《经济观察报》发起，每季度进行一次。受访者包括投行、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权威经济学家。本期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81份。

GDP反弹但不是重返高增长轨道

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迅速的复工复产让中国GDP增速在四季度追回至2019年的水平。2019年的全年GDP增速为6.1%，2020年一至三季度的GDP增速分别，-6.8%、32。%、4.9%。本次问卷调查显示，43%的经济学家认为2020年四季度GDP增速在6-7%这一区间，36%认为是在5-6%，6%认为GDP增速会在7%以上。以此计算，2020年全年GDP增速将在2%左右。

2%的GDP增速来之不易，需求改善、投资加码、出口回升，“三驾马车”在2020年均发挥了应有作用。宏观政策也在特殊之年进行提供了更大力度的支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稳定流动性和投资预期的同时，还要尽力对冲全球金融波动、保证就业。东吴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陶川就认为，四季度GDP增速能够反弹至6%对于2021年经济的走势来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看数据，四季度主要行业的产出缺口均已经转正，因此四季度GDP会达到6.1%。

受2020年的低基数影响，2021年中国经济会出现补偿性增长。本次调查显示，42%的经济学家认为，2021年中国GDP增速会达到8-9%，23%认为会达到9-10%，各有16%认为是7-8%及7%以下，还有3%认为会在10%以上。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在8%左右，全年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速会达到两位数。

不过，GDP增速重回8%或者更高，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引起了新的讨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2021年GDP可以达到7%以上，但不是重返高增长轨道，由于2020年的基数低，所以2021年即便是7%的增长率仍属恢复性增长，两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可以也只有5%左右，中国经济仍处于中速增长平台。

“这样的补偿性增长会不会让经济出现数据很好看，但对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说。祝宝良表示，还要关注重点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就业问题。

对于2021年的重要宏数据，本次调查显示，48%的经济学家预测2021年的CPI增速在1-1.5%；27%预测PPI全年增速为1-1.5%；30%认为固投增速8-8.5%，20%认为是7.5-8%；对于全年出口增速，30%认为在7%以下，23%认为是7-8%；47%认为全年消费增速在13%以下，23%认为在13-14%；影响居民消费的最大因素是收入，占比83%。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表示，2021年消费将继续复苏，一方面，疫情对消费的制约已大幅缓释；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逐步修复，居民消费支出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增长，在低基数等背景下，消费增长仍将继续改善。

融资收紧中小房企债务压力加大

2020年，融资是一个关键词。在针对中小企疫情期间的融资政策落地加快的同时，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则被勒上了“三条红线”：一是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二是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是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从行业看，就是要从资金需求端来控制房企有息负债规模增长速度，而从整体的宏观政策来看，管住融资不仅仅是要建立房地产的长效机制，也是要从根本上将债务风险、流动性风险提前做出预先管理。

本次调查显示，57%的经济学家认为，2021年一线城市的房价将基本持平，48%认为三四线城市房价也处于持平状态；63%认为2021年的风地产调控政策将保持现有力度。

与此同时，90%的经济学家认为2021年不会征收房地产税，62%认为2021年的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会进一步恶化，不排除一部分中小房企出现债务违约或倒闭。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短期内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可能保持相对稳健，但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条件收紧会逐渐给两者带来下行压力。

“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作为房地产政策主基调，即便在疫情期间也未曾动摇。”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表示，2021年楼市政策环境将呈现出“一变两不变”的特征。“变”的是，“三道红线”融资监管新政改变了行业生态，将同时对房企融资、销售、开发行为产生影响；“不变”的是，“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的政策基调不变，城镇化维持增长的长期趋势不变。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2016-2018年新开工高峰对应于2019-2021年的施工-竣工高峰，尽管受疫情影响，去年地产施工和竣工表现不及预期，但趋势并未改变，前端的“拿地-新开工”链条虽然将明显放缓，但此前大量预售的期房和“缺位”的竣工面积意味着项目开发逐渐转入“施工-竣工”高峰，2021年地产投资增速相比2020年会有所放缓，但韧性延续。

本次调查显示，47%的经济学家认为2021年会进行降准，62%认为2021年不会降息。55%认为2021年股市会3500-4000点，股市资金会相对集中于高端制造(占比41%)、医药和健康(36%)、与新基建相关的领域(15%)。对于美股，41%认为会在2021年出现调整，21%认为不会调整，另有38%认为“不好说”。而对于美股再次调整的时间，47%认为是在2021年的二季度，24%认为是四季度，23%认为是三季度。在投资品中，经济学家认为收益的较高的是股票(占比35%)，大宗商品(33%)，此外黄金(16%)，债市(8%)，房地产(5%)。

深化改革防范风险

如何实现“双循环”，“双循环”之下宏观政策组合应该如何调整？本经济学家对于实现“双循环”的建议是：要素市场改革、从生产和消费端进行疏通各占比33%，推动创新创业(17%)，提高收入(15%)，扩大内需(2%)。

经济学家70%的经济学家认为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资金向公共服务领域和科技倾斜，30%认为应该以货币政策为主，目的是保证流动性；58%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财政政策已经较常规政策做出了扩张。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表示，“中国经济新阶段”就是构建“双循环”的进程，“双循环”新格局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出发点。

程实认为，这一体系对内以深化改革为根本手段，通过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步实现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升；对外以扩大开放为主要渠道，既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也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改善外部环境。

祝宝良认为，2021年既要关注宏观经济，也要关注微观经济；既注重经济增长速度，也要注重就业和民生；既要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又要防范经济风险；要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政策要谨慎、逐步推出，防治出现政策悬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21年一般财政预算赤字和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基本保持2020年水平；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速度同名义经济增速相匹配。”祝宝良建议，鼓励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注资银行。

本次调查显示，对于目前的债务风险，风险最大的是地方债务，占比43%；其次是民营企业，占比34%；再次是国有企业，占比23%。不过，79%的经济学家认为不会出现地方财政危机。此外，2021年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地方债券(占比59%)。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表示，地方专项债、城投债、地方国企债这三种债，地方政府都是可以把控的，但是财政资源有限，一定会让一些先违约，一些会牢固把持，地方专项债一定是不能违约的，城投债尽量别违约，地方国企债则用市场化的方法处理，目前地级市或者县的债务比较高，整体尚可但局部会有问题。

而在如何激发民企活力这一问题上，最受关注的是：扩大改革开放占比35%，产权激励(33%)，融资保障(22%)。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经济学家建议，要实现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占比36%)，有针对性地出台投融资政策(25%)，避免银行抽贷(22%)，设立专项产业引导基金(17%)。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扩大开放要利用好RECP、中欧投资协定等协议，拓展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同时营造良好的市场化营商环境，降低外资进入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

与相对应，要真正激发创新，则要尽快建立产权激励机制(44%)，政策对创新有更大的弹性(25%)，加大自主研发(20%)，提高资源使用效率(9%)。

就业和国企改革仍然是2021年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次调查显示，52%的经济学家认为就业压力不会进一步加大，国企改革的重点是混改(占比35%)。对于当前需求侧改革的重点，增加居民收入(占比28%)，促进就业(24%)，推动科技创新(18%)，扩大需求(15%)，反垄断(14%)。

2021年的中国经济依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包括：全球疫情反复(23%)，债务风险(23%)，金融、外贸等外部风险(23%)，非常规政策如何退出(19%)，房价下跌(7%)，股市过快回调(5%)。对于全球经济何时从疫情中走出？本次调查显示，38%认为是在2021年年中，31%认为是年底，27%认为是2022年以后。

丁安华就表示，疫情之后全球出现了政府高债务、经济政治格局“两极化”、贫富差距加大等现象，疫情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更大，这种差异也反映在资产价格上，未来公平将成为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