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公布。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个、6.61个百分点。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农村65岁以上老人占比达到17.72%,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当属进入深度老龄化了。其实,即使没有这样的统计数字,仅凭直观印象,也能够得出农村老龄化高于城市的结论,你在农村走一遭,你看到的基本就是老人,年轻人是很少的,这就是直观印象。自从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到外地或城市打工以后,青壮年农民纷纷外出,留在农村的就是老人和儿童,所谓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由于上学的需要,一些地方的留守儿童也逐渐被打工的父母带到城镇上学,农村留守的主要就是老人了。这是农村老龄化偏高的一个原因。近些年,另一个原因也加剧了农村老龄化。前些年外出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已经到了老年。这第一代农民工,有些在打工的城镇落户扎根,告别了农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城镇没有扎下根,年老之后不得不落叶归根。当这些在城镇不能落脚的老龄农民工返乡之后,农村的老人当然是更多了,老龄化更严重了。
农村的老龄化比城镇的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对于城镇来说,产业集中,医疗资源丰富,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养老问题就会得到一定的缓解。这是因为,城镇居民毕竟有更好的收入和财富,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城镇老人往往有财力使用市场化的养老产业。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这些显然相当遥远。一方面,由于居住分散,消费能力低,在农村很难发展养老产业,所以,农村几乎就没有市场化的养老产业供老人选择。另一方面,即使有这样的产业,农村老人普遍低收入低储蓄,使得老人也没有财力享受这样的服务。农村老人的晚景一般是比较黯淡凄凉的。老龄化下农村老人怎么养老确实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的城乡之间存在二元结构,这种结构曾经壁垒森严,不好逾越。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城市放开户籍限制,城镇化迅猛发展,大量农民离开生长和养育自己的故土,到城镇扎根落户。这个过程当然是符合历史进程的,那些世世代代的农村人通过打工和其他手段,努力在城镇置业扎根,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城镇化是一个完全单项的人口与资源向城市流动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双向的流动过程。有相当一些青年农民,为了婚配,需要在城镇购买住房。但这些青年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是无法支付城镇的住房的。他们购买住房的资金,可能来自祖孙三代的努力。爷爷奶奶在乡村务农,卖掉农副产品得到的收入,父母亲和自己在外地打工得到的打工收入,统统积攒起来用于在城镇购买一套结婚必备的婚房。而当他们在城镇结婚成家后,很可能还要将农村祖父和父母辈辛辛苦苦苦出来的粮食蔬菜,水果肉蛋等拿到城市的新家,补贴家用。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农村补贴城镇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农村严重失血。农村留守老人早已被吃干榨干,而他们不可能随自己的子孙到城里的住房中度过晚年。这样,农村老人的晚年非常辛苦。
要均衡城乡之间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需要实现城乡之间要素的无障碍的自由的双向流动。不但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置业发展,城镇人也可以到农村创业发展。城镇较为雄厚的资本,技术,人力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如果能够自由地可以进入乡村,那么,有些条件较好的乡村,必然会吸引到足够的投资,发展产业,进而提高当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同时也可能将养老产业等吸引过来,这等于是通过城市向农村输血,也可以说是城镇反哺农村,补充农村人为城市化失去的血液。目前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还有不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这样就阻碍了农村的发展。
另外,在目前农村居民居住极为分散的格局下,要普遍建立养老和医疗机构,完善设施,成本将极为高昂,经济上是不划算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地普遍开展了合村并居、相对集中居住、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搬迁等城乡空间布局措施。一些地区靠近城市建设新的居民点,显著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其中受益最大的当属老年群体。通过相对集约化规模化,降低成本,方便群众,让更多农村老人在养老方面有所受益,是今后值得考虑的选项。
解决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选项,就是让农村老人进城,参与城市的养老服务。如果已经老龄的农民工能够在城镇扎根,如果在城镇扎根的农民工的老龄父辈也能够随着儿孙进城,那么,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当然也会缓解不少。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即能够降低城镇住房价格,农民工有相应的购买力。这方面,政府可以实行一些优惠措施,政策空间不小,但难度也很大,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