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可能成为解决贫富差距变革的催化剂

强有力证据表明，新冠疫情的影响扩大了贫富差距并破坏了经济。在这种局面下，全球各国政府扩大了社会安全网，一些国家也开始探索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更大胆方法。

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对富人征收一次性税款和对穷人提供基本收入支持等想法，可能为二战后西欧高福利国家出现以来最明显的平等主义转变创造了条件。

“大流行病带来的一线希望是，也许这里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评估和重新谈判社会契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国际不平等研究所主任Francisco Ferreira说。

复苏计划使许多主要经济体在经历了2020年的折磨后走上了快速反弹的道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今年全球GDP将增长6%，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最快增速。

但在这个令人鼓舞的消息背后，差异正在扩大。

美国是为数不多的提供广泛的各种族经济数据的国家之一，4月份的数据显示，白人的失业率从一年前的14.1%降至5.3%；黑人的失业率仅从16.7%降至9.7%。

世界经济论坛3月份的一份关于性别差距的报告认为，现在女性平均需要135.6年才能在经济机会和政治权力等方面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这比其2020年报告中概述的99.5年多出36年。

同时，发达国家在获取放松限制措施和启动经济所需的疫苗方面占主导地位，这引发了有关富国和穷国差距将扩大的紧急警告。

*新经济学？*

疫情大流行凸显出现存的不平等现象，例如低薪劳工集中在受封锁措施影响最严重的服务业；然而，目前正出现一些迹象，显示政策做出更敏锐的反应。

“美国正是确实在发生这种情况的重要地方，拜登政府做出突破过去的反应。”伦敦政经学院的Ferreira说。

拜登的1.8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预计可让500多万儿童脱贫，并包含带薪的家庭及医疗假计划。

拜登政府推动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为至少15%，也正获得广泛支持。

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政策与里根-撒切尔时代的“小政府”理念已截然不同，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候，“小政府”理念一直主宰着金融市场的思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计划在其经济评估中，进一步说明气候变化、不平等和人口统计相关的风险。

IMF已敦促发达经济体利用累进税制来缓和新冠疫情暴露出的不平等现象，乐施会(Oxfam)引用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3-12月，全球亿万富豪的财富比以前增加了3.9万亿美元，可对累积的财富课税。

一种更激进的财富重新分配，即全民基本收入(UBI)，也再度引发人们的兴趣。芬兰2017年对此进行了试验；威尔士(威尔斯)正打算试点这样的计划。

“有一个发展方向，朝向UBI模式发展。”《不平等的回归》(The Return of Inequality)一书作者Mike Savage说。“我认为新冠疫情将提高人们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兴趣。将其作为一种观点。”

各个央行正对社会的议题展现出更明确的兴趣。外界批评许多央行通过购债派发的援助抬高了房价和其他资产价格，使许多人买不起，从而使不平等现象恶化。各个央行已试图转移这些批评。

美联储已承诺致力于“包容性”充分就业，称被边缘化的群体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拖累经济潜力。欧洲央行也开始关注应对不平等问题。

*民粹主义的威胁*

任何上述情况是否会带来真正的变化仍有待商榷。今年主权债券收益率上升表明，市场已经考虑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远离紧缩政策，但仅此而已。

然而一些人认为，当前状况可能证明在政治上不可持续。

“我们的想法是，危机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但现在判断深思熟虑的政策是否具有变革性还为时过早。”咨询公司Avonhurst的合伙人兼全球政治战略主管Tina Fordham说。

“但如果我们不利用疫情危机带来的机会，更好地进行重建，那我们就该非常担心民粹主义重新抬头，不仅限于未来12个月，而且在未来一到两个选举周期都是如此。”

不平等的加剧通常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导致民粹主义上升的一个因素，并为去年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火上浇油。

在欧洲今年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也就是9月德国联邦选举中，民粹主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承诺提高最低工资和考虑征收财富税，以及房价飙升问题都是辩论的内容。

不过，虽然危机可以成为变革的催化剂，但结果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却很大，过去关于更具包容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讨论往往很少产生实质性结果。

伦敦经济学院的Ferreira说，政府在摆脱危机后，应减少对大规模货币刺激措施等“生硬”政策工具的依赖。

欧盟7,500亿欧元复苏计划旨在创造更具韧性的经济，并确保欧盟富国和穷国的差距不会进一步扩大。但人们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

百达资产管理的全球债券高级投资经理Ella Hoxha表示，虽然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提出的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措施令人鼓舞，但由于意大利过去在经济改革方面一直举步维艰，因此“必须非常谨慎才行”。

Avonhurst的Fordham说，当局需要同时考虑到改革的机会和改革的必要性。否则，“我们就只是在为五到10年后重新困扰我们的问题埋下隐患。”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