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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张馨:“猫财政”“狗财政”都行 公共财政重要的是实质

2021-01-29 15:30:21来源:澎湃新闻

【张馨,1951年出生,著名财政学家,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历任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著作有《公共财政论纲》(1999)、《比较财政学教程》(1997,2004)、《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2000,与杨志勇、郝联峰、袁东合著)、《双元结构财政——中国财政模式论》(1995,1999,与叶振鹏合著)、《财政·计划·市场——中西财政比较与借鉴》(1993)等,在比较财政学、中国式公共财政理论、第三财政、双元结构财政理论研究上有开拓性贡献。】

2021年4月6日,母校厦门大学将迎来100周年校庆。在这个时候,我尤其想念我的老师。关心我的厦大老师很多,有机会我会陆续写出来。这里主要回忆导师张馨老师的一些事。平凡小事折射的是,这座充满魅力的中国最美大学背后更富有底蕴的人文景观。

老师在中国财政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比较财政、公共财政、双元结构财政(与叶振鹏老师合作)、第三财政等领域的研究,和老师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老师是厦大财政学的一面旗帜,体现了厦大对中国财政学科发展的贡献。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厦大财政学科是一代代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但老师毫无疑问是其中一面重要的旗帜。

我有幸成为老师的第一届博士生(仅招收1人),从此有了跟多近距离和老师接触的机会。在厦大学习、生活和工作的13年,最美好的岁月令人难忘,我在财政学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记得我们读书时,财金系研究生考博选导师,优先选中青年教授,或因中青年教授在教学第一线,和学生联系更密切。如今回想,真是庆幸当时的选择。老师可写的地方太多太多,下面只是记录其中的几小点。

好文章都有机会发表

作为研究生,科研训练很重要的一关就是发表文章。但是,发表对于新手,又谈何容易?有同学总是说,需要自己的老师帮助推荐发表。老师却不是这样的,他鼓励我们一定要写作,要投稿,要相信自己,好文章都有机会发表。老师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一个期刊要办下去,就不能不发表好文章,都发表烂文章,期刊是会倒下去的,相信我们认真撰写的文章都有发表机会。他说,总要有六七篇文章在外面,这样发表即使有周期,但总有发表的可能。退稿也没什么,只要自己认为有价值,改后再投就是了。老师一般不推荐学生文章发表,而是让学生在大浪中去经受考验。写作的训练,让我对一般的四五千字短文一点也不怵,对我现在的工作所需要的应急写作帮助很大。

直至今日,我也这么鼓励我带的博士生。我相信,这是必须经过的考验,如果这个test不通过,怎么能扮演好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角色呢?这一点对我现在的具体工作也有很深影响。2016年,我受命具体负责一个新刊物——《财经智库》。这个刊物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领导的大力支持有关,同时也与刊物定位和稿件的组织有关。坚持发表好文章,期刊才有生命力,才有吸引力。新刊不能因为稿源短缺,就降低要求。为了办好这个刊物,我向很多人求助,帮助我的人之多,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我之所以这么做,与老师当年对我们作为投稿人的要求不无关系,转换角色后的间接影响,不仅仅是在树立信心,而是在做另一番事业。

从不占用学生的成果

经常有人说,我主要谈想法,然后在学生的帮助下形成文章。老师从来不这么做。他曾经对我们同学说过,想法变成文章有那么容易吗?无意中看到罗荣渠先生(1927-1996,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著作有《美洲史论》《现代化新论》等)的一句话:“思想是气体,谈话是液体,写出来才是固体。”原来是这样啊!从思想到文章,历经质的变化。

老师写《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700多页,仅用三个多月。老师在前言中感谢了我等数人,业界同仁误为我们操刀。老师胸有成竹,前期成果多,写作快,持之以恒,哪里需要我们来写?不过,我们确实帮了一点小忙,但仅限在厦大图书馆保存本阅览室查几本民国时期的财政学论著。

这部大作的每一个字,都是老师自己敲出来的。快的同时是高质量,这部著作已成中国财政学经典。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梳理公共财政理论的著作,不仅对财政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财政实际部门的工作,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是应时之作,但更是传世之作,在中国财政学发展史上留下很深印记。这本书在出版20年之后,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老师的名字和“公共财政”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厦大对中国财政学(中国财政)创新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公共财政论纲》封面

言传身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老师从来不占用学生成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现在,总是有学生想在文章上加上我的名字,我从未同意,这不是不帮学生,而是我对文章没有贡献,无功不受禄,这是学术的底线。

给学生更多机会

老师给学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我结合三本书的写作谈点体会。在学期间,老师指导我写《外商投资与财政改革》(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这本小书的写作,给了我系统研习中国财政问题的机会。书稿完成,老师提携我,一直希望出版社把我的名字署在前头,出版社不同意,且事实上我也不应该在前。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老师在把关。

后来,老师应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许景行先生的邀请,约我和第二届博士生袁东、郝联峰一起撰写《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感触更深。

这部书定位高,写作难度很大。当时的专业文献很缺,上网费用高且可获取的专业资料也极其有限。老师把他从海外访学积累下来的学术资料提供给我们(老师在康奈尔大学经济系复印资料多,邀请他访问康奈尔的洪永淼教授说好多教授因为排队等候而抱怨)。这部书在财政学学界有较大影响,是老师对整部书的统一安排、严格要求并亲自撰写大篇幅书稿的结果,我们也因此沾光。

后来,有不少人见到我,都提及此书,甚至还以为我是一名长者,实在是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书出版时,我博士毕业一年。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读的不是原书,而是看了电子版,否则纸版书有作者简介,怎么也不应该有那样的想法啊!书之前的作者简介还有照片,我的照片是在南普陀寺前面的公园拍的,背景是当时还没盖好的嘉庚楼群。

早在博士生学习阶段,老师就鼓励我们给全日制本科生上课。在学期间,我给1994级财政学专业本科生系统上了一学期的《西方财政学》。看明白,想明白,再到教明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再进一步,就是编写相关教科书。

清华大学出版社找厦大财政金融学科的教师编一套教材,老师负责其中的一本《西方财政学》。这本书老师让我一起编写。书中的许多内容其实来自老师的授课笔记,我加了一些中国案例,让这本书的本土化色彩更浓,书名再叫《西方财政学》名不副实,因此作了调整。由于这套书已有一本《财政学》,因此定名为《公共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008、2013、2018年版)。署名时,老师坚持让我署第一。这本书现已出了四版,发行量在同类书中也算可以。结合中国案例的财政学教科书,这是一次探索。教科书的影响力摆在那里,这同样也是老师给我创造的机会。

“猫”财政“狗”财政都行

财政学界过去有南派北派的说法,有各种山头的传说,但到了老师那里,我感觉不到山头。财科所的老所长许毅先生不同意老师的观点,要和他进行辩论。记得有一次中国财政学会在烟台开会,许先生还专门点名要老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共先生不赞同“公共财政”的提法,但很赞赏老师,我差点成为人大财金学院的教师,和这也有点关系。为老师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的专著《财政·计划·市场——中西财政比较与借鉴》作序的,是上海财经大学席克正教授。同辈学者间就更不要说了。老师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他的学术造诣直接相关。

老师倡导公共财政,质疑者说公共财政来自英文“public finance”,而“财政”已经把“public”的意思翻译出来了,给“财政”加“公共”属画蛇添足。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在明确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提“公共财政”是要概括市场经济下的财政类型。“公共财政”1949-1992年后在中国大陆的用法,我作了一番研究,它已有特定的含义。老师说,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他甚至说,叫“猫财政”“狗财政”都可以,关键是实质。当然,“猫财政”“狗财政”肯定不如“公共财政”,师出必须有名。老师的理论有沉甸甸的学术支撑。

我在厦大期间,是老师重要财政学基础理论著作出版的高峰期。今天说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失效的财政、是一视同仁的财政、是法治化的财政,轻轻巧巧。可是在1997年及之前,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硕士阶段,老师给我们授课,期末考试题目只有两道题,其中一道就是“什么是公共财政?”我们同学都觉得很奇怪,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我也忘了当时如何作答。《经济学家》1997年第一期发表老师的论文——《论公共财政》,我们才恍然大悟。考试题就是老师当时考虑的问题,原来我们这么有幸,在老师论文尚未发表,甚至尚未成文时,就有机会接触到最核心的思想。

我至今仍然和同学同事讨论交流正在思考的问题,虽然不断有好心人提醒,小心有人把思想拿去发表。这种事不是没有,但是比起认识的进步来说,这又算什么呢?学术在分享中进步,老师给了我们榜样。

张馨教授的论文《论公共财政》(《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

张馨教授的论文《论公共财政》(《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

老师的个性

老师担任财金系主任多年,后又担任经济学院院长。老师担任院长没到届就辞去了职务,有人说是意气用事,但这就是老师的个性,是老师光明磊落的一面。

我没有问过老师为什么辞职,但我想老师的辞职考虑充分。老师做事从不恋位。当时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融合已经开始,但力度还不够,为此,老师审时度势,主动卸任。

之后,洪永淼老师担任两院的负责人,更深层次加快了两院融合,使两院在未来的发展中优势互补,互促互进。后来,洪老师在回忆他当时为什么回母校任教时,就谈及回母校前和老师有交流,彼时彼刻,得知洪老师发展厦大经济学科所需要的支持后,老师直接跑去找时任校长朱崇实反馈,希望可以得到学校的支持,在经济学科的发展面前,老师考虑更多的不是自己的得失。

有人说,老师早辞职了两年,我更愿意说,老师为厦大经济学科的发展争取了宝贵的两年时间。老师在促进经济学科国际化上非常用心,在他任上,经济学的高级课程顺利开设,但老师从来不认为这就够了,彼时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已经在国际学术领域崭露头角,为快速提升厦大经济学科的整体国际化水平,他的选择为厦大经济学科提供了更高效的发展机会。

老师痛恨学生送礼,一是学生没有收入,二是败坏单纯的师生关系。我们同学都明白这一点,每一次去老师家,都是两手空空,连随手礼也没有。我们知道,老师不喜欢这一套。作为老师,其实更希望的是学生在学业上有所成,这是最好的报答。后来听说有学生和家长强行送礼,礼品甚至被老师直接扔出去。有人当作奇谈,但对于我们这些熟悉老师的学生来说,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只是对这样的学生和家长感到悲哀,这是对老师极大的不尊重。

我们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有机会总是要见面。每次回到厦大,老师只要在,我们师生以及在厦门的同学都有相聚的机会。老师到北京,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召集在北京的同学相聚。我希望这样的机会越多越好,那种精神盛宴的享受早已超越了美食。

老师已是70岁的老人,退休后沉浸在他的电子书世界中,师母担心他的视力,但老师乐此不疲。军人离不开战场,学者怎么可能真正离开文字呢?点滴回忆,聊作纪念,祝福老师和师母,同时感恩母校,祝福母校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