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三胎就能提升生育率吗？

不久前，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每位育龄期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根据发达国家经验，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5左右是一条警戒线，一旦跌破此警戒线，一方面短期生育率很难出现大幅度的提升，日本在此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会在30年后人口开始出现快速下降，老龄化、养老金不足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步显现，进而增加社会负担，影响经济增长潜在增速。为此，有专家建议通过放开三胎来提升总和生育率，要弄清这一问题还需从生育率下降的原因认真分析。

从一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讲，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人口会逐步向工业转移，城镇化进程会提速，居民收入水平随之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应提升，由此居民在养育子女、子女教育方面投入也随之增加。同时由于现代社会女性就业率的提升，养育子女的精力必然会减少，这也就出现了一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提升对应总和生育率反而减少的普遍规律。但发达国家往往这一进程较慢，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在人口总数上得到体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提升迅速，用短短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发展历程，但同时反映到人口总和生育率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下降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从2014年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起又开始执行“全面二孩”政策。从政策执行的效果看，新出生人口确实从2014年出现了明显反弹，2014年新出生人口1687万人，2015年1655万人，2016年1786万人，2017年1723万人。但从2018年起，由于前面几年积压的二孩生育需求集中释放，新出生人口又开始出现新一轮下降，2018年1523万人，2019年1465万人。

也就是从放开二孩得到一定效果这个角度，专家提出了放开三胎的政策建议。客观地说，在总和生育率整体下降的大背景下，其实当前我国很多发达城市在实际执行层面已经对生育三胎采取了某种程度的放松，但即使如此，对短期人口反弹作用都不大。真正想提升人口总和生育率还应该从居民不敢生育、不想生育的切身痛点入手，并详细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生育需求，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才有可能放缓出生人口下降的速度。

从生育需求角度看，是否放开三胎对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中那些真正有生育需求的家庭完全可以在国外生子，且孩子的养育成本支出对他们而言问题也不大，在政策制定的角度可以不用考虑对这部分居民的影响。

再说中等收入阶层，这个阶层居民大多夫妻都在岗工作，能够养育子女的精力十分有限，一般在子女教育和生活质量上要求较高，多生育一个子女意味着中等收入家庭需要增加雇保姆、早托班、孩子辅导班、奶粉、尿裤等多个方面的养育费用支出，有调查机构就测算了当前在大城市养育一个孩子到成年的综合成本基本在百万元以上。当然，这还没有考虑到更换更大面积住房，甚至购买学区房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女性由于生育而在职业发展上所受到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生育二孩对城市中的中等收入阶层影响是最大的，这也是这个阶层普遍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最后说低收入阶层，真正放开三胎的话对他们的生育需求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与中高收入阶层的观念不同，养儿防老的意识形态仍在这部分居民中占主流，且他们养育孩子的成本支出并不高，没有中等收入阶层那么多项的费用支出和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远大理想。等到孩子成年后可以去大城市打工补贴家用，如果生育的孩子中能出一个学习能力超群的，完全是有可能通过学习改变一家人的命运。从这个角度讲，出台三胎政策是可能会增加低收入阶层生育需求的。

因而，在当前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中等收入阶层逐渐扩大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相关政策的出台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生育需求是政策出台的主要着力点。

首先要解决的是大中城市教育问题。最开始是0~3岁阶段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构建上，提高幼儿园之前孩子的入托率，以此减少居民在孩子年龄较小的时候无法兼顾工作与子女养育的难点和痛点；然后是普惠制幼儿园的数量问题，当前很多大城市普惠制幼儿园数量有限，导致居民只能选择私立幼儿园，大幅增加了居民养育子女成本；再往后就是增加义务教育年限问题，可以考虑将高中或职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其次要通过减税或补贴的方式增加生育二孩甚至三孩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以此弥补其多付出的养育成本。在这点上我国个税改革已经加入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项，但仅有此项力度显然还不够，可以考虑增加抵扣金额，比如法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第三个及以后每个孩子的抵扣额度就是前两个孩子中每个孩子抵扣额的2倍。未来还可考虑通过发放补贴的方式减轻家庭养育多个子女的负担。

再次还可以降低大中城市居民因养育孩子所增加的换房成本，当前大城市普遍执行认房又认贷的严格二套房认定政策，未来可对有一个、二个孩子的家庭换房需求设置不同档次的契税、个税优惠比例和首付比例，以此对冲居民因生育子女所带来的换房成本的增加。

最后，提升居民生育率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非短期通过一个或两个政策能够解决，需要系统性的通盘考虑。比如涉及到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的问题，近年来以信用扩张带来债务增加的经济增长模式短期虽能拉动经济，但中长期却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进而限制中等收入阶层的生育需求，也需要从收入分配调整方面下大力气，通过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的方式给中等收入阶层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