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内的“进步派”

随着拜登成为美国总统，民主党内入阁和进入白宫幕僚团队“西翼”的人选引起广泛关注，“进步派”一词成为媒体和许多国际问题关注者经常提及的概念，有人将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即卡玛拉·哈里斯)、曾和希拉里激烈争夺2016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资格的桑德斯都称作“进步派”；也有人认为，“进步派”正对拜登政府和美国政治决策走向，构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上述概念有许多晦涩、混淆之处。

美国的政党体制是两党制，除了民主、共和两个主流大党，其余小党在“选举人团制”压制下，至少在选举层面毫无作为余地，有志跻身主流政坛者不得不在两大党中择其一而入其门，这不但令两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专门选举机器，而非其他政党国家的“政治意见团体”，也让持迥异政见者可以在同一个党的框架下“不求同而存异”地并行不悖，民主、共和党都不例外。

民主党内主要分为“保守派”“中间派”“自由主义派”“自由派”“进步派”“民主社会主义派”。

“保守派”是民主党内最早的主流派，即南北战争前代表南方蓄奴州的那部分民主党人。南北战争后这一派系迅速边缘化，在当代美国政坛，他们主要以“追求财政责任、确保强有力防务”为诉求，即在经济上希望政府适当干预，反对绝对的自由经济，在军事上主张强硬，而在社会、生活方式等问题上趋于保守，对诸如堕胎、同性恋、吸毒等普遍较敌视。

“自由主义派”是民主党内比较另类的派系，他们在经济(主张自由经济和政府不必干预)、税收(主张低税收低福利)、控枪等问题上更接近共和党立场，但反对“9·11”以来共和党政府所推行的诸如《爱国者法案》、关塔那摩虐囚等在他们看来“反人权暴行”，因此站在了民主党阵营内，主要诉求是“既放松经济管制，也确保公民自由”。

“自由派”即“罗斯福派”，声称继承了威尔逊、小罗斯福等衣钵，并将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等列为同路人，主张“有规范的市场经济”，在诸如族裔平等、LGBTQ权利等社会和生活方式问题上持宽容立场，积极主张控枪。自罗斯福新政以来，该派系长期居于党内主流派地位，但因包含太多“小派”，自2011年“民主领导委员会”解散后并无核心活动机制，从奥巴马到克林顿夫妇都被认为属于这一派系，而当前的代表人物则是现任总统拜登。

“进步派”通常被视作“更偏左的自由派”，即绝大多数政治和社会诉求都接近“自由派”，但“每样都更左一点点”，即“主张用更积极的行动实现诉求，有时必须矫枉过正”。这派自2016年起异军突起，其代表人物包括联邦参议员沃伦、布朗，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等。核心活动机制是“国会进步核心小组”和“进步改革竞选委员会”。

“民主社会主义派”其主张类似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团主义者，是民主党内最左的派系，其代表人物是桑德斯。该派虽然长期在主流政坛被边缘化，但在支持民主党的蓝领基层影响巨大。

除最右的“保守派”和最左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外，民主党内其他派系都贴有带“进步”关键词的标签，这让不明就里者容易混淆和张冠李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奥多·罗斯福等缔造的“进步主义”深入人心，民主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将自己锻造成“进步主义正统”。

“进步派”最初是民主党内一个边缘偏左的小派系，创始人是2002年飞机失事遇难的联邦参议员威尔斯通。他长期主张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线，男女同工同酬，推行强制产假和全民义务学前教育，主张给富人加税，用得来的税款补贴穷人，并将美国变为一个福利国家。他自上世纪60年代末投身政坛，80年代初投入民主党，但随着“新保守主义”的盛行，这些主张被认为“不合时宜”而边缘化，他一度愤而自创小党，但最终还是意识到“此路不通”，重新回到民主党中。

1990年，他被不看好他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甩到明尼苏达州参选联邦参院。作为缺乏党内后援的“空降兵”被普遍看衰，但他的“进步”主张和另类大胆的助选语言、方式，竟让他大获全胜，得票高达对手的七倍，他也成为当年唯一掀翻现任参议员当选的候选人，此后不断连选连任。在他的号召下，“进步派”迅速成型，并利用“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激发的、美国社会对社会不公、财富不平等、种族歧视和“群体差异歧视”(指对LGBTQ等团体的“歧视”)等社会热潮迅速壮大起来。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进步派”异军突起，在许多地区击败其他派系候选人，夺得民主党内“杆位”，令党内外刮目相看。如在新泽西州，“进步派”的柯尔曼凭借“征收富人税用于贴补教育”的政纲，将大热门、“自由派”的格林斯丹打得落花流水，输了10个百分点；在艾奥瓦州，自称“自由派中自由派”的墨菲一路高唱“提高最低工资”打败4名党内候选人提名竞争者，和他最接近者也输了13个百分点……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四年后的大选，“进步派”再接再厉，“国会进步核心小组”在这两届分别拥有两院96个和92个议席，稳居民主党内第二大国会派系之列。在当届国会里，他们仅比“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派”结成的“新民主党人联盟”少一席。

由于创始人威尔斯通长期患病，女将沃伦后来居上，和联邦众议员、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主席卡伦·巴斯，联邦参议员克罗布查号称“三女将”，她们利用“白人警察屡屡枪杀黑人”的社会事件和女权主义的“米兔事件”(#MeToo)大造声势，2016~2020年间的三次重要选举，势头都咄咄逼人，主将沃伦2020年党内总统候选人初选一度声势最盛，直到最后关头才败下阵来。

“进步派”被公认“善于制造热点话题”，沃伦和巴斯精确捕捉了从“占领华尔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一系列社会“热议爆点”，并以直言不讳和“明确站队”的表达方式，“多快好省”地圈了一轮又一轮的“粉”，从而在民主党内获得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沃伦的拿手好戏是“处处表现出与华尔街和大富豪作对”，她长期指责华尔街富豪利用低利率攫取不当得利，指责联邦政府放弃监管，大张旗鼓地宣传“大幅提高时薪”和“富人税”等“进步派”主张，而且表现得毫不妥协。

被称作“‘进步派’化妆师”的“进步改革竞选委员会”创始人格林的一番话，勾勒出“进步派”的成功秘诀和行为方式动机：只有“矫枉过正”和“语不惊人死不休”，才能吸引更多对现状不满者的选票；只有不断大声重复自己的“中心思想”，才能让支持者和对手印象深刻；只有不断在各级选战中胜选，和在党内竞争中显示力量，才能迫使整个民主党“越来越‘进步’”。

这种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2020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中，拜登一度声势不振，不得不大量采纳、迁就“进步派”纲领，以吸附后者的支持，并最终借此击败特朗普入主白宫。投桃报李，如今的内阁-西翼团队成了奥巴马时代“二把手”(基本是“自由派”和“进步派”平分天下)的“大拼盘”，拜登上台后不断推出“大笔花钱”的改革方案，这些方案无不带有鲜明“进步派”特色，而“进步派”却意犹未尽，竭力在提交两院表决的改革草案中增添更多“进步”内容，逼迫拜登政府“不断进步”。

但俗话说“过犹不及”，“进步派”的用力过猛和得寸进尺，也让许多人平添反感。有人认为，“进步派”过于功利和“标签化”，并非真心促进美国政治、社会进步，也不是真的关注底层命运；也有人指出，“进步派”的主张“并非真的关注弱势群体，而只是政治利用”；还有人表示，“进步派”的主张和“美国梦”倡导的“个人奋斗至上”背道而驰，如果全面推行，会让美国国家和社会丧失最可宝贵的核心竞争力——效率、个人奋斗的勇气，以及创新精神。

耐人寻味的是，过分“标签化”有时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一直标榜“亲民”的白思豪，因为习惯像自己的意大利祖先那样用刀叉在纽约街头餐厅吃披萨，不仅支持率大跌，还得了个“叉子男”(当地人觉得用手抓着吃才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绰号；主将沃伦退出2020年总统大选党内候选人提名竞争后，满心希望拜登能选她为副总统候选人，结果却被贺锦丽抢先，选择后者而非她的理由恰是“进步派”一直高喊的“女权”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贺锦丽既“女”又“黑”(有非洲裔和印度裔双重血统)，比“只女不黑”的她更符合标准。

和“自由派”“自由主义派”甚至“保守派”拥有许多企业家、财团支持，以及桑德斯等可以从工会等团体获得稳定资金来源不同，“进步派”缺乏大财团青睐(因为他们总要收富人税，要增加社会福利和提高时薪，这些都不符合企业家胃口)，基本经费来源是“众筹”等“零售政治”所募集的小额政治捐款。“进步派”干将们总是追着热点不放，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仅仅是选举的需要，实际上也是“财政生命线”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