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如何理解内循环、双循环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明确提出，在新发展阶段下，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是一个大战略。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这是中国“十四五”乃至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一新发展阶段的重大任务、重大战略。

我理解，这个战略至少包含五句话。一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二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三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四是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五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这五句话是构成这个大战略的五个基石，是五中全会关于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

双循环具体操作中，哪些地方是着力点？我理解，从畅通国内大循环来说，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创新。《建议》明确提出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国原来的创新体系有两个显著短板：一是核高基的研发投入不足，研发费总投入在全世界已经是第二名，但核高基的投入只占研发费用的5%，所以原始创新不足。二是转化机制不畅。今后一要抓好核高基的投入，二要抓好科技成果转化。

第二，新基建。新基建中的信息基础设施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力军，也是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没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不是引领者，是跟进者。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不仅会跟进，而且也能引领，这一次机遇是我们百年未遇之大机遇。

第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我们不能因为新基建和数字革命就藐视、忽视传统产业，数字经济最大的动能不仅仅在于数字产业自身能产生几十万亿的产值，而在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在于信息基础设施中的数字化平台与传统产业的深入融合，传统产业的产值将因此额外增加1%—10%，这1%—10%没有投入，凭空产生。所谓强链、补链、扩链，对于传统产业来说，一是通过与新基建结合，实现数字化赋能，二是和产业链的上下游、与工作母机和装备结合，构建产业互联网。

第四，增加收入，促进消费。提升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需要增加收入。而增加收入不是靠企业加工资，而是要深化改革。在城市，要降低住房支出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长租房政策。在农村，要积极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件事情上应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五，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判断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不能只看企业总资产，企业总资产规模多了可能是债务增加，负债率过高会引发风险；也不能仅看企业的数量，比如新增企业数中，可能很大一部分是空壳。判断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应看企业净资产的增减情况。净资产的指标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其实这个指标是一些企业有活力没活力、有预期没预期判断的试金石，营商环境好坏的试金石。

第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要求，深化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还要通过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第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不再是全面的以出口导向为主，而是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协调发展。

第二，中国将由过去单一的“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中国将在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快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中国将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第三，对外开放在空间布局上，原来是沿海开放为主、一般经过几年试验再逐步推及到中西部地区；现在是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未来将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增设更多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

第四，开放的重点由要素流通型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过去我们往往将出口多少、外资多少等作为开放的指标，今后将把推进规则制度型开放作为重点，实际上就是要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